游泳教練林惠宗專程從嘉義開車北上，到輔大醫學院看他結縭23載的太太徐玉娥女士。 有時候他只是看著太太，什麼也沒講。有時候他報告生活瑣事：「孩子們和我都還好，妳放心。」這樣的事一年之內他幾乎每個月都去做。直到這次，林惠宗再也壓抑不住，過去沒有把握機會或不懂得表達的，愧疚、遺憾、思念，都隨著決堤的淚水傾瀉而出。 因為，徐玉娥是具大體老師，下星期就要被送上解剖台，這是林惠宗最後一次機會對著「完整的」老婆說話…… 這是一對平凡的台灣夫妻～最不平凡的故事：先生忙於工作與社交，太太打理家務帶小孩，甚至太太死後，先生會去對遺體講很多話，但回到家裡，面對子女卻沒什麼交流。 女兒林映汝回憶媽媽走的那天，全家人都忙著處理事情、忙到忘記悲傷，直到把遺體送去輔大醫學院後，生活恢復平靜，家裡少了個人，突然覺得失魂落魄，才發現原來有好多話，沒來得及向媽媽說。她甚至有點怨懟父親，認為媽媽已經不在那具浸泡福馬林的遺體裡了，所以對父親的許多作法不是很領情。但隨著大體老師在解剖課的啟用，林映汝開始思考生命的「終點」到底在哪裡？「活著」又是什麼意思？母親的離開，竟成了修補父女關係的機會。 另一方面，醫學系學生上解剖課前的暑假，必須拜訪大體老師的家庭，了解死者從前生活。於是，教育的意義從知識上的追求，變成對生命的同理心，解剖刀下的老師不再只是冰冷的遺體，而是一位認識的朋友的親人，在在刺激學生對未來工作「醫病關係」的思考。 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不是一部宣傳捐贈大體的紀錄片，導演陳志漢帶領觀眾深入解剖課，凝視死亡，但還活著的人才是鏡頭關注的焦點，他們的感情、他們的領悟，告訴我們人生還是會繼續，謝謝大體老師，更感謝所有那些認真活著的生命。 【製作源起】 紀錄片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的片名，是導演陳志漢去輔仁大學醫學院田調的那個夏天，因為醫學系的解剖課在每週一下午，每次他經過醫學院前的中美堂，看見陽光大片灑落，整個校園籠罩在一種恬靜的氛圍中，就跟解剖課課堂氣氛一樣，當下他總是很有感覺，故取名為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。 很多人以為「大體老師」是教解剖課的老師，不知道其實是指躺在那邊用自己的身體給學生上課的遺體。在台灣的醫療教學中，大體與學生比例嚴重不平衡，或許是受傳統觀念影響，社會上願意死後捐出身體作教學使用的人非常少。大體是對遺體的尊稱，捐贈遺體做為醫學生解剖課教材使用的亡者，在台灣我們尊稱為「大體老師」。 「我一直很想探討生命要做什麼？很多年輕人不知道，很迷惘。」導演陳志漢曾經採訪某位婦產科名醫，他坦承門診時和每個病人講話最多不超過五分鐘，所以一個病人都不熟識。「我很驚訝，台灣的醫病關係竟如此疏離，你如果不認識這個病人，你要如何好好去對待他呢？」 陳志漢進一步想：「人一般都是活著才能對世界有點貢獻，但大體老師死了才開始發揮影響力，這很奇妙。而這些醫學院學生本來不認識大體老師，但按照課程的設計，上解剖課前的暑假，學生必須去找大體老師的家屬，探訪生平，所以當大體老師變成你間接認識的朋友後，你會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他？這剛好符合我對醫病關係的思考。」 「生命要做什麼」與「醫病關係」這兩項思考，在「大體老師」這題材上形成匯流點，陳志漢覺得有深挖的潛力，因此產生拍攝動機，於是一家一家醫學院打電話問，最後透過輔大醫學院找到了紀錄片中的受訪主角。 拍這部片的過程中，陳志漢的外公腦中風，以前外公曾經說：「若發生什麼事，不要救我。」結果中風送醫時，陳志漢的媽媽在急診室看著父親，心裡很不捨，於是跟醫生說：「救！」於是陳志漢的外公就這樣在病榻上再躺兩年才走。「事後我媽很難過這個決定，她也告訴我：『相同的事，你一定不要救我。』我發現我也不行耶！這才了解到，人沒有真正面對死亡時，真的很難放下，所以我拍林惠宗先生時，很著墨在他和他的家人，是否真的放下了？」 【拍攝過程】 導演陳志漢跟攝影師兩人，從2013年12月開始採訪林惠宗一家人與輔大醫學院的師生，整個拍攝直到2015年5月結束。 選拍林惠宗先生是因為他最特別，當時徐玉娥女士的大體已經做防腐一年了，正好移出來再放兩年，這兩年家屬可以去探望。醫學院曾遇過家屬事後反悔的案例，通常是聽到大體要先泡福馬林一年，觀念上覺得無法「入土為安」，像是一件後事一直沒有完成。林惠宗先生不但不會這樣想，還常常去看老婆，而且一直對大體講話，一般人不會這樣。 影片裡林惠宗先生看起來很樂觀，「拍的時候我覺得他好像已經走出喪妻傷痛，拍到後來，甚至一度覺得沒有故事了，可以結束了。」導演回憶他決心跟下去的原因：「直到2014年8月，林惠宗先生去輔大見老婆最後一面那次，在外面他還跟我嘻嘻哈哈，沒想到一走進去存放室，他看著老婆，說著說著突然痛哭流涕，感覺他心中其實還有很多不捨。」這個點完全打中了導演：「那時候我才真正決定要繼續拍，所以我取決的點還是在於活著的人的感情。」陳志漢說。 根據導演觀察，林惠宗先生私下很重朋友，愛外出，喜歡有一大群人的感覺，但他做很多事都不在家，回到家裡就默默的做家事，存在感很低，兒子似乎都在打電動，女兒似乎最有主張，講話最大聲。有次導演想拍他們全家人一起吃飯，沒想到他們都回答：「沒有，我們家很少這樣，都各自在外面吃。」 所以，當觀眾看到林惠宗先生4次去對老婆大體說話，力量一次比一次更強。影片這時候交叉剪接林惠宗先生唱卡拉OK、開車、與朋友泡茶等社交生活，會拍到他眼神、嘴角很細微的情緒變化。導演說：「他永遠笑笑的，但有某種內在落寞沒表現出來，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才會表現一點點。」譬如追問他為何唱這首情歌？是不是歌詞代表了什麼？他會笑笑地回說：「沒啦，只是剛好會唱。」他不是愛講內心話的人。 這是為何林惠宗先生對亡妻的追念如此動人的原因，原來有這麼多的情感想對老婆的大體說出來，這些話肯定是以前沒有把握機會、或不懂得表達出來的，不管是愧疚或遺憾，看著眼前的大體，依然當她是老婆，「這就是林先生一直去找大體說話的原因吧，好像有某種情感找不到出口。」導演說：「本來我一直期待拍到什麼『經典畫面』，但拍著拍著，決定放棄這個念頭，我只要隨著林先生心情起伏，跟著角色走，跟著他和他的家人一起經歷這件事就好了。」 至於深入醫學院教室的解剖課，對拍攝人員來說是衝擊性極高的生命教育，導演發現解剖室的角落有個櫃子，裡頭放滿各種工具，有電鑽、鋸子、鐵鎚...等，「沒真的看到，你很難相信五、六個年輕人用盡力氣，才能鋸開一顆頭蓋骨，他們必須很很用力地去把身體切開，感覺學生們好像汽車修理工。」 拍的時候，導演和攝影師就站在解剖台旁邊，一人拿一台攝影機，最震撼的是看到一個死人，很脆弱地接受很多人的擺佈，導演陳志漢當下想：「原來，死也只是這樣，生命到最後也只能這樣，但這已經是這具遺體所能發揮的極限影響力。」拍完到現在，陳志漢的生命觀有很大的變化，「有時候覺得很重，有時候覺得很輕。」怎麼說呢？導演抓抓他的大光頭，想了一會兒，緩緩說：「譬如面對挫折的時候，我會想，生命再苦也不過如此，輕鬆的時刻則會想，生命如何才能過得更深刻？」 　片中出現一個很震撼的鏡頭是徐玉娥女士遺容，問導演為什麼要用這顆鏡頭？他這麼回答：「你很難直視一個人這樣被肢解，我知道她最後連臉都會被解剖掉，所以我想留住她最後一次完整的樣子，因為我採訪她的家人好久了，聽說了好多她的故事，雖然沒跟她講過話，彷彿就當她是朋友。所以，我唯一能為她做的事，就是把她的容顏完整地保存在影片中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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